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当前位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 高教视点

刘海峰:学术刊物的初始形态

2015-01-19

 

刘海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一本刊物办了30年,总有值得回顾与展望的纪念意义。欣逢《中国高教研究》创刊30周年,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一员,确实觉得可喜可贺。

  在各方面都发展迅速、变动频繁的当代中国,大多数办刊历史在30年以上的学术刊物,如今的模样跟其创刊号的初始形态都相当不同。《中国高教研究》始于1985年创刊的《高等教育学报》,两者无论从刊名、刊号,还是板式设计,都有很大差异。但一以贯之的是其主办方,这是一本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也就是全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级学会主办的会刊。

  我手头有一本《高等教育学报》1985年第1期,湖蓝色的封面,简洁、素雅、大方,这是后来改名为《中国高教研究》的创刊号。当时的编辑部设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室,而且还只是内部刊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高教研究还在起步阶段,公开刊物很少,但许多单位办了内部刊物,当时全国高教研究方面的内部刊物有好几百种,一般都是由高校或二级学会主办,而《高等教育学报》是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这一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主办,起点较高,因此受到高等教育研究界的关注与重视。随着学术界强调在公开刊物发表论文,以及对内部期刊的整顿和限制,内部刊物生存环境已经大不如前,至今能够坚持办下来的内部刊物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高教研究领域的公开刊物已经有30余种,是教育学二级学科中公开刊物最多的,《中国高教研究》也成为其中的一种。今天不要说内部刊物,就是没有进入“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引文索引”(CSSCI)的学术刊物,优质稿源都很成问题,来稿最多的是硕士生的论文。

  虽然我在《中国高教研究》上发表论文并不多,但也算是一位老作者了。1984年我从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到厦大高教所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1985年在《高等教育学报》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唐代文化教育的开放性及其借鉴意义》的论文。在提倡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讨论开放的问题是热点。拙文从历史角度来探讨唐代文化教育的开放性政策,论述这一政策与形成一代文化高峰的内在关系,揭示其产生的原因与影响,结合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形势,鉴古论今,阐述了其借鉴意义。当年我才26岁,大概是创刊号中最年轻的作者了。该刊卷首为“编者的话”,即发刊词,其中说道:“《高等教育学报》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论名家论著,还是新秀佳作,抑或‘新兵’习文,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即予发表。”拙文应属于“新兵习文”吧。

  当年我是典型的“新兵”,但一转眼30年已过,现在早已算是高教研究界的“老兵”了,而且是持续不断研究高等教育的老兵。回顾30年来《中国高教研究》的发展历程,颇有感触。创刊号刊载论文的多位前辈学者如千家驹、余立、吴大任等名家已经作古,健在的学者如刘道玉、顾明远、郝克明、吴丽卿等学者多数也在80岁以上了。如今刊物仍在,但已物是人非,令人有“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之感。

        30年前,《高等教育学报》在“编者的话”中就曾预见:“前进的历程必然会有重重困难和种种问题。但是,我们坚信,有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和读者、作者的大力支持、热情帮助,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解决难题,开拓前进!”如今,走过30年历程的《中国高教研究》克服过各种困难,朝着高水平、高品位的境界在发展。愿《中国高教研究》生命之树长青,永远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业人员发表高质量论文的重要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