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同志们请我来，我已经离休十几年了，我今年已经83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这一生搞了好多工作，我觉得最值得满意的还就是搞了职业技术教育。在江汉大学那八年，我57岁改行搞教育的，当时武汉市，八百多万人的城市，每年通过省中央分配的大学生700多人，700人中间有500人是中学教师，其他200多人许多专业一个、两个、三个人，这怎么能行，我们的市长很着急，说这样我们经济怎么能上去呀，这是七十年代末的时候。后来就说，我们自己办个大学好不好，我就跟他讲，开玩笑，大学是好办得呀，但那无论如何要办，我们自己办，就这样几个大学的分校的牌子扛回来了。后来慢慢的就办起来了，没有教师，没有教室，那时真是艰难到极点，所以我今天参加这个会感到非常高兴。
应该说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我们国家是路漫漫兮修长，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处于非常艰难的阶段，但那时我们有很多方法，我们当时就提出来了，几个学校都是一样的观点，收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推荐，而后来当时我们收到社会很大的指责，上大学还交钱？我们还发伙食费，一年只收200多元钱，都不愿意，我们是反复做工作。不包分配，大学毕业还不包分配？还要择优推荐？但是我们走下来了，而后来很多大学也这样做，我觉得我们是有贡献的，我们当时就看到办这样的学校，特别是能和地方经济发展直接有关系的学校，专业培养学生为大家服务。所以，我们非常艰难，这么艰难谁都不怪，教育部对我们非常支持，我们在江南大学的时候，当时的部长、副部长都到江大来过，都支持我们办学，但是要钱教育部一分没有，都是我们地方筹集的钱。
要政策，明达是长期管制教学，我们说，你们给我们职业大学一个规定，但是长期产生不了，我们过去基教司的司长弄广平同志为此确实是竭尽尽力，他已经去世了，非常好的同志，怎么办？因为当时我们还处于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得初期阶段，80年代初，根本还没有提到市场经济几个字，还是计划经济，到了80年代的85、86年才开始提了有部分市场经济的因素，后来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整个体制、整个思想是这种思想，而我们又是有点超前，不是超前，没那本事，逼得没有办法了，办这样的学校。因此你要想办法，后来我们还采取收费，你要我的学生你要交钱，深圳、珠海他要学生，一个学生5000，他得交，他有学生的需要，后来慢慢他们学生多了，就不交钱了，所以义学这个道路非常艰难。
我们当时是60多个学校联系起来，团结起来，后来慢慢发展到一百零几个，我们号称一百单八将，穷得都是大汉，可怜的很，但是我们每年有好多次机会还在搞，总是想办法，领导到我们那里去，还住了一段时间，住在我们学校里边，那时从中央还是非常重视的，比如85年，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派了干部，住到我们那里，住了一个礼拜，然后向上边写了报告，发了简报，后来把简报寄给我们，他关心，他支持这件事情，他认为这是符合方向的，是可以的，中央非常支持，所以从那以后我们的研究会经常就和中宣部、教育部、冯西斋同志还有其他好多教委的领导，我们同时找他们去汇报，希望得到支持，所以前十年非常艰难，道路曲折艰难，坎坷，后十年到了天津职业大学8年。到了天津职业大学峰回路转，形势就慢慢变化了，特别是近五年，发展的非常迅猛了，所以我想，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有钱了，经济技术雄厚了，上层建筑要适应，就要发展教育，为什么很多经济发达的省份他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比别人都快？什么原因？一个他有钱，第二个他需要，越是贫困的地方，越不重视这种教育，他也没有钱，他也没有需要，实际上他吃了大亏。所以我想，我们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道路是路漫漫兮修长，好梦成真兮今朝往。到现在我们才真正的好梦成真，全国的高职高专这类学校一千多所，招生占了50%以上，高校半壁河山在我们这类学校，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志肩负着非常重大的责任。
今天明达同志和远清同志讲的非常好，让他们去办，结合新的时机、创造性的去办，一定能够使我们的事业得到发展。我想我不多讲，最后说几句话，我用茅以升先生，就是桥梁专家，他有一段名言，我一直是记在心，他有这么一段话，我送给同志们，他说：人生一历程，期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顾往晨，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高山，忽深谷，忽江涛，忽河浪，奈何一度，有桥，桥何名，曰：奋斗。所以我希望我们有志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同志们，要为社会，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为我们的小康社会早日实现，而不停的奋斗，不断地奋斗！这样，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才能前景辉煌，前途才能光明灿烂！而我们的每一个高职的校长，工作人员你也可以心安理得觉得为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为我们国家作了重大贡献！
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