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日本的亚洲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

日本广岛大学 大塚豊

前言

    笔者在１０年前,曾对日本战后公开出版的亚洲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考察。当时,从战后约４５年间出版的研究成果中,笔者能够搜集到的专著和论文有７１６部(篇),并对其进行了分析(以下,略记为“前调查”)1。本文作为拙论“前调查”的续编,拟再一次论述从９０年代至今,日本的亚洲高等教育研究是如何进行展开的。与“前调查”同样,本文通过分析,明确日本现在对亚洲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并且在找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试图找到今后发展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课题和应有的研究方向。由于“前调查”分析的各项研究截止时期是大约到８０年代末,因此,本文将特别着重于与８０年代的各项研究进行比较,以便刻画出近１０多年来展开的研究的特色。
    研究的方法沿袭“前调查”,即尽可能地全面搜集已经公开印刷、出版的研究成果,并对其进行分析。可是,象文部省及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辅助金的研究成果报告书那样,一般情况下流传范围不普遍的研究成果的搜集极为困难。况且, 也几乎不可能把在学会和研究会等的口头报告也包含在内。
    全面的搜集研究成果是极为花费工夫的工作,这次基本上也一样。然而,与１０年前相比,此次在搜集•查找资料和文献的过程中, 感到查找相关研究成果容易得多了。譬如“国立国会图书馆杂志记事索引”“比较教育学文献资料库(RICE)”(日本比较教育学会)都建立了基础资料库,一部分书籍杂志文献通过计算机就能检索出来。在众多的论文索引和文献目录中,本文使用的是,(１)国立国会图书馆编《杂志记事索引》、(２)国立教育研究所附属图书馆编《教育索引》、(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编《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４)论说资料保存会编《中国关系论说资料》、(５)论说资料保存会编《教育学论说资料》、(６)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学文献资料库(RICE)》、(７)国立国会图书馆NDL-OPAC。同时还通盘浏览了《教育学研究》、《教育社会学研究》、《比较教育学研究》、《日本教育史学》等有关教育学的学会杂志。
    在搜集相关专著、论文之际,设定了以下４点标准。即(１)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５年在日本出版的、(２)用语不局限于是日语或外语、(３)著者和笔者不局限于是日本人或外国人、(４)不局限于是独创的论文或翻译的论文。内容标准定为：(1)只限定为大学•高等教育关系、(２)与初等•中等教育一起,部分论述高等教育的论文除外。
    按上述方法和观点选出的专著和论文共计是５５３部(篇)。再者,因为在写“前调查”时未曾预想到写续部(篇),所以尽量把在当时执笔之前的时期,即１９９２年前出版的研究成果也列为考察的对象。因此,这５５３部(篇)论文中有１３部(篇)是“前调查”中也包括在内的９０年、９１年、９２年出版的论文和专著。而且,与上次同样,由于遗漏在所难免,再加上文献搜集的精确程度也存在着差异,所以很难单纯地去进行比较。但如上所述, “前调查”中,笔者掌握的研究成果７１６部(篇)是二战后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出版的,而此次与“前调查”用几乎同样的程序搜集查找的结果,只是近１０多年,著译本•论文的数目就超过了以前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可以断定近年来在日本的亚洲高等教育研究已得到迅速发展。下面,拟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来回顾９０年代以来日本的亚洲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状况。
    1、研究成果的数量俯瞰
    从“前调查”可以得知,日本关于亚洲高等教育的研究正式起步于７０年代,特别是到了８０年代出现了研究成果增多的现象。９０年代的情况如图１所示。

    研究对象国家和地区如图２所示。在“前调查”中,与中国有关的论文占到了一半以上,到９０年代情况也同样,还是中国最多,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就有２７５部(篇),几乎占了近一半(４９.７％)。其次是韩国,８３部(篇)(１５.０％)。我国的亚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中国和韩国这一状况依然没有发生变化。可是,中韩两国的研究的比例虽然只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可以发现研究的对象国和地区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的数量,紧接中韩两国的是泰国２３部(篇),以下按顺序依次为印度尼西亚１８部(篇), 马来西亚１７部(篇), 台湾１５部(篇), 菲律宾１３部(篇), 新加坡１０部(篇), 越南和印度各９部(篇), 尼泊尔６部(篇),香港３部(篇),老挝２部(篇), 柬埔寨、缅甸、伊朗、蒙古、土耳其各１部(篇)。除了以单一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之外,还有以几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共有１１部(篇),以研究亚洲、东南亚各国为标题的分别有４６部(篇)、８部(篇)。

    图３是在可以明确看出研究对象时期的５２4 部(篇)中,按研究对象时期划分的情况。关于对象时期, 绝大多数是各论文•专著的执笔时期的分析,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况研究。即研究从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的是２3 部(篇)(4.4％),９０年代为２４5 部(篇)(４6.8％),主要考察２０００年以后的是１３2 部(篇)(２５.2％)。“前调查”表明了研究战前和近代以前的历史研究约占三分之一多数。不过,从此次调查来看,历史研究只有７７部(篇)(１４.７％)。特别是研究古代、中世纪等近代以前的问题的仅有金时郑的《韩国的中世大学、近世大学》[《大东文化研究》２４、００年、第４７－６０页。以下,本文所言及的论文、文献,均以刊载杂志名、卷号的数字记载、发行年略记(如１９９３年略记为９３、２０００年略记为００年)、页数的顺序来标记。],即使将研究对象时期扩大到１９世纪末前后,也只有汪婉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汝纶的日本视察》(《中国研究月报》５４１、９３年、第７－２５页)、朝仓美香的《关于清末学堂的普及的研究－以中等高等教育机关经费为中心－》(《亚洲文化研究》７、００年、第１１３－１２６页)、柴野智子的《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宣教会的传教•教育方针的形成－北中国教会的高等教育机关的创设》(《基督教社会问题研究》５０、０１年、第３１－７１页)几篇而已。
    图４是按登载杂志以及刊物种类来区分的结果。大学和研究所等的期刊、学报最多２６７篇(４８.３%)、其次是普通杂志１５０篇(２７.１％)、学会杂志１０１篇(１８.２%)、著译书是３５本(６.３%)。

    著书•译书•编著的３５本书中,在市面发行出售的单独著述、有关亚洲高等教育方面的专著有,马越彻的《韩国近代大学的成立和展开－大学模型的传播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９５年)、大塚豊的《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玉川大学出版部、９６年)、楠原俊代的《日中战争期间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另一种长征•走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路－》(研文出版、９７年)、宫泽惠理子的《建国大学与民族协和》(风间书房、９７年)、小川佳万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少数民族教育－〈民族平等〉理念的展开》(东信堂、０１年)、夏立宪的《中国民办大学的发展与政府的政策》(溪水社、０２年)、周一川的《中国女性的日本留学史研究》(国书刊行会、００年)、山根幸夫的《建国大学的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断面－》(汲古书院、０３年)、志々田文明的《武道的教育力量－满洲国•建国大学的武道教育》(日本图书中心、０５年)、近田政博的《近代越南的高等教育政策史》(多贺出版、０５年)等等。在这些著作中,有的还在研究对象国被翻译成该国文字出版,并在该国学术界获得了一定的好评1。在此,特别值得注目的是,９０年代以来,出版了几部研究曾经存在于“满洲国”的建国大学的单独著述。宫泽理惠子的著述中,强调了为实现建国大学的建学理念“民族协和”,“私塾(宿舍)生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相反,山根幸夫教授耗费了１８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集大成的研究著作中,赤裸裸地记述和分析了从日本塾长的压迫,到日本学生和其他民族学生之间的矛盾•摩擦这一侧面。志々田教授的著述中关于“民族协和”问题主要把着眼点放在建校初期阶段,并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价。山根、志々田两位教授的著述以精心的文献研究为基础,基于对有关人员的庞大的采访结果而写成。此外,有些编著书虽然也含有部分高等教育的内容,但由于不是专门论述亚洲的高等教育,因而列为此次分析对象３５部之外。
    在“前调查”中,曾介绍了７０年代以前,日本国内唯一的研究亚洲高等教育的国立教育研究所(现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担任着对亚洲高等教育的基本信息的搜集工作,但是到了８０年代以后,工作的中心转移到广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中心。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９０年代以后。例如,权藤与志夫的《亚洲八个国家的大学教授的日本留学观(下)》(高等教育研究丛书１１、９１年刊)以及《亚洲八个国家的大学教授的日本留学观•综合考察》(高等教育研究丛书１６、９２年刊)、大塚豊的《中国高等教育相关法规－解说和正文－》(高等教育研究丛书８、９１年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著、大塚豊译《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研究丛书３３、９５年刊)、南部广孝《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相关法规－解说和翻译－》(高等教育研究丛书６５、９１年刊)、南部广孝编《文革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研究丛书６９、０２年刊)等,收集以中国为主的亚洲高等教育相关资料。
    此外,在杂志•学报中, 有些采用“专集”的形式编辑，并且亚洲高等教育相关论文占该杂志的绝大部分,可以说是“与单行本相同”。例如,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编辑发行的《高考论坛》No．１９(９６年刊)的内容包括了欧美各国以及亚洲各国的高考制度的专集。还有,《IDE 现代的高等教育》第４３０号(０１年７月刊)编辑了《向亚洲的大学学习》的专集,接着该志第４４１号(０２年８月刊)以《变化中的中国高等教育》为题,收集了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形势下,迅速发生变化的中国高等教育的论文１４篇。广播教育开发中心编辑出版的《研究报告》第３６号(１９９３刊)中,编辑了以泰国的公开大学为中心的远程教育专集。另外,该中心的刊物里,还有作为“亚太地区的远程高等教育的实况调查”的一环,于９３年在中国实施的调查结果《精英阶段的中国远程高等教育－普通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的在校生和毕业生采访调查－》为题的《研究资料》(９４年刊)。
    除此之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如国际协力事业团、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现日本开发银行)这样的开发援助机构编写的各种有关亚洲地区高等教育的报告书。例如,《老挝高等教育基础调查团报告书》(９９年刊)、《东南亚三国的高等教育的现状与课题－学生问卷调查结果－》(OECFResearch Papers No．２２,９７年刊)等。这些报告书不是以所谓的学术性为目的,而是以探求有效实施国际援助的方法、以实用性为目的而实施的各种调查,但是其中有不少该国的高等教育的贵重信息。作为带有一定实用目的的研究成果,可以预想这一类报告书今后会越来越多。
    2、根据内容分类
    根据内容区分的结果见表１。项目的分类仍采取“前调查”的分类方法。
表１.内容分类

    图５是与“前调查”相比较,看研究内容上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总之,概论•总论、学生•教师、日语•外语教育、某个别大学的论文所占比例有所下降,而另一方面,大学制度与行政财政•政策、大学改革、教育内容•方法、殖民地与大学、广播大学•远程教育、成人教育方面的研究比例有所上升。下面,拟将对每项内容举出具体的研究成果来进行说明。
    3、宏观水平的研究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进行全面性的论述,即可以称之为宏观水平的研究的占总体的２８.６%。其详细内容可以分为,(１)概论•总论、(２)制度总体、(３)大学的理念与大学论、(４)大学改革、还有(５)大学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些内容之间相互关联和重复之处不少,因而将每项内容截然分开很难。但笔者贸然将其整理,下面举出每项内容的具体实例来说明。
    1）概论
    可以划入总论•概论范畴的有２６篇,如,袁韶莹的《中国的高等教育的现状与课题》(《国立教育研究所研究集录》２３、９１年、第６５－７８页)、田中义教的《中国的高等教育－５０年的历程和最近的状况》(《大学行政管理学会志》２、９８年、第４７－５３页)、范利民的《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前途》(《问题与研究》２６-６、９７年、第７７－９３页)、日高春昭的《台湾的高等教育的现状与展望》(《大学教育学会志》２４-１、０２年、第２８－３４页)等。列入这个范畴的范利民的论文是台湾学者分析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的,这篇论文批判的色彩薄弱,它不像以前那样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依据客观的数据来尖锐地指出存在的问题。
    2）政策
    关于全面阐述高等教育的制度和政策、行政财政的论文,虽与总论•概论有重复的地方,不过把题目中明确地写着制度•政策的论文单独收集整理时,整理出如下几部(篇)论文。即,松尾智则的《１９８０年代韩国高等教育政策及其背景》(《九州大学比较教育文化研究施设纪要》４２、９１年、第８５－９５页)、苑复杰的《改革开放政策与高等教育政策》(《IDE 现代的高等教育》４４１、０２年、第１１－１７页)等。
    另外,同样是探讨政策和制度,有的论文则把视点限定于个别的政策和制度。例如,孔秉镐的《美军政期韩国教育政策研究－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国大案”的形成经过－》(《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学科》４２-１、９５年、第１３５－１４７页)、桥本学的《日中战争期间•中国国民党政权的高等教育政策的一考察－教育部〈学术审义委员会〉的设置及其作用－》(《亚洲教育史研究》９、００年、第１－１２页)等就是其例。而且,关于行政制度和财政方面的研究,在“前调查”中没有,到了９０年代也不多见。有大塚豊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制度原型的形成过程－多数省厅分担管辖方式的引进－》(《教育学研究》６０-２、９０年、第１－９页)、张清华的《关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的管理运营形态的研究－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８５年的国立高等教育机关为中心－》(《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纪要》３８、９８年、第４２３－４３２页)、南部广孝的《关于中国的普通高等教育机关的收入状况的一考察》(《大学论集》３４、０３年、第１３３－１４８页)等。
    3）大学理念
    关于大学理念•大学论方面的研究,只有陈俊森的《中国的高等教育的理念与现实》(《亚洲•非洲文化研究所研究年报》２７、９２年、第２９－４４页)等三篇论文。
    4）大学改革
    标题含有“大学改革”字句的论文为主来看,论述各国大学改革的研究成果为数相当多。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与上述的总论•概论和制度•政策分类的有部分重复之处。如苑复杰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像－以１９９３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为中心－》(《放送教育开发中心研究纪要》１０、９４年、第５３－９３页)、大塚豊的《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民营化的一考察》(《大学论集》２９、９８年、第６１－７９页)、黄梅英的《中国高等教育数量扩大过程中非传统的领域的构造和机能》(《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３３、９４年、第４５－５３页)等就是其中的例子。多数论文都是论述市场化和民营化与大学改革的关系,民办大学或私立大学、全球化、评估、社会的说明责任等成为论文的关键词。
    研究对象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也有这种研究倾向。如关于马来西亚、越南、韩国、泰国、新加坡的有以下数篇论文。即,杉村美纪的《１９９０年代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的改革动向－国民教育政策下的多样化与民营化－》(《国际教育》４、９８年、第２１－３５页)、近田政博的《革新体制下的越南高等教育的构造变化－从苏维埃模式下的转换》(《比较教育学研究》２４、９８年、第１６１－１７６页)、马越彻的《韩国高等教育普遍化的冲击》(《高等教育研究纪要》１７、９９年、第５５－６７页)、森下稔•齐藤贵浩的《泰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战略－质量保证制度的引进》(《东京商船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科学》５４、０３年、第７９－９８页)、池田充裕的《新加坡的高等教育改革和民营化动向》(《比较教育学研究》３０、０４年、第１９－３１页)等。
    5）大学与社会经济
    有些论文与其说是对大学教育本身进行分析,不如说是从大学教育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出发来阐述该问题的。它们中有很多是在分析高等教育扩大过程时,提到私立大学所发挥的作用或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问题。譬如,石井光夫的《中国•在市场经济中变化的大学－社会对经济贡献的需求》(《教育和情报》４３０、９４年、第２２－２５页)、牟田博光的《印度尼西亚的高等教育扩大的现状与课题》(《比较教育学研究》２１、９５年、第９５－１０７页)、国际开发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开发研究中心编辑发行的《中国的领导人才的培养•开发战略》(０１年刊、全９９页)、鲍威的《从需求构造看中国的民营高等教育－以浙江省为例－》(《教育社会学研究》７１、０２年、第６７－８７页)、丁小浩著•刘文君译《高等教育扩大的经济背景与展望》(《IDE 现代的高等教育》４４１、０２年、第２７－３１页)等。其他论述大学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的还有,竹熊尚夫的《马来西亚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九州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学部门》３８、９２年、第１３３－１４７页)、杉本均的《东南亚的伊斯兰高等教育机关的国家性和超国家性－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的比较》(《京都大学教育学部纪要》４４、９８年、第６５－８５页)等。
    4、有关留学与国际交流方面的研究
    有关留学与国际交流方面的研究,同“前调查”一样,约占全体的两成左右。在这个领域里,首先是关于中国留学生的历史研究。有牧野笃的《关于陶知行美国留学时代的学习与生活的若干考察》(《日本的教育史学》３３、９０年、第１４６－１６１页)、江藤恭二、王鸣、肖朗的《关于日本的清国女子留学生的一考察－近代的日中文化•教育交流史研究》(《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学科》３８、９１年、第１３－３２３页)、石川启二的《中国的文革前留学生派遣政策的特质》(《教育学研究》６０-４、９３年、第４１－５０页)、川岛真的《日本和台湾的清末民初留日学生关系史料－中国留日学生监督处文献•外务部档案》(《中国研究月报》５５７、９４年、第３１－４１页)、周一川的《关于接受中国女子留学生的官立三校》(庆应大学《史学》６７-１、９７年、第１６１－１８６页)、周一川的《关于接受中国女子留学生的私立三校－以民国初期为中心－》(《史学》６８-３.４、９９年、第６１－１０３页)等。上述的周一川关于中国女子留学生的诸项研究后来写成了《中国女性的日本留学史研究》这一著述,还写了《日中战争时期的留日学生－概况和个案研究－》(御茶之水女子大学《人间文化论丛》１、９９年、第１－１３页)这一论文。此外,还有孙安石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前后－以政治考察五大臣、与上海、韩国间的关联为中心－》(《中国研究月报》４９-３、９５年、第１－１３页)、董守义的《清朝末期日本留学回顾》(《史泉》８８、９９年、第１５－１７页)、吕顺长的《明治末期日本人对中国人日本留学的认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研究》１８、９８年、第２０５－２１５页)、经志江的《广岛高师的中国留学生来日与回国后的活动》(《广岛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１部教育学、４８、００年、第４５－５２页)、刘国彬的《日本统治下内蒙古留日学生的派遣政策的展开》(《福山大学人间文化学部纪要》４、０４年、第１２７－１３７页)等。
    除中国以外,还有朴己焕的《与旧韩末合并初期的韩国人日本留学》(庆应大学福泽研究中心《近代日本研究》１４、９８年、第１９４－２５４页)等。此外,在留学生历史研究领域里,不可忽视的是, 有９部(篇)关于“南方特别留学生”的研究。如江上芳郎的《关于南方特别留学生招聘事业的研究－１４－南方特别留学生名单》(《鹿儿岛经大论集》３５-１、９４年、第３５－８６页)等。
    其次,对亚洲各国的留学生在学习上和生活上的各种问题进行诊断、临床研究的也上升到相当的数量。例如,坪井健的《亚洲的学生•日本的学生－留学生调查与日本•台湾•韩国的比较调查》(《驹泽社会学研究》２３、９１年、第１１５－１４４页)、周玉慧的《制作在日中国留学生用社会支持尺度的尝试》(《社会心理学研究》８-３、９３年、第２３５－２４５页)、加贺美常美代的《日语教师与亚洲留学生所认识的课堂观的研究》(《三重大学留学生中心纪要》３、０１年、第１３－２４页)等。严密地讲,这些也许不能算作亚洲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但是,由于各国的留学生的意识从很多侧面反映了各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因而在此也将其包括在分析的范围内。
    再次,不只是留学,还有论述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国际协力•援助的方法的研究。弘中和彦的《印度女子大学的诞生－近代日印交流的一个断面》(《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１２１、９２年、第７５－９１页),阐明了印度女子大学的设立的经过,是受到日本女子大学的创始人成濑仁藏的教育观以及该校的教育理念的影响。关于对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援助,有崔淑芬的《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与日本教习》(筑紫女学园大学《国际文化研究所论丛》１１、００年、第１０５－１２４页)。再加上上述的国际协力事业团以及日本开发银行等对外援助机关的活动的一环而实施的各项调查报告,国际协力•援助的领域内,例如,高松典雄的《面向印度尼西亚的高等教育的现状与改善的日本的援助》(《大学和学生》４４１、０１年、第２８－３３页)、柴山知也《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的课题和我国的对策》(《国际协力研究》８-２、９２年、第３１－３９页)等。
    5、有关学生与教师方面的研究
    关于学生研究方面,在“前调查”中曾出现了以７０年代为主的有关“学生运动”的研究,而这种情况到９０年代后就完全消失了。这次调查有关学生的研究内容则是该国的大学生的就业、社会移动、后勤工作等情况。例如,镰田文彦的《中国•大学生就业的最新动向》(《日本劳动研究杂志》３５-４•５、９３年、第１３６－１３９页)、陈武元的《中国高等教育机关毕业生的就业制度－近几年的就业难问题》(《大学论集》２９、９８年、第８１－９７页)、王幡的《关于中国私立大学毕业生的学历认证的一考察－以高等教育学历证书考试为中心》(《教育制度学研究》８、０１年、第２４１－２５５页)、竹熊尚夫的《关于马来西亚的学生社会性移动思考的一考察》(《比较教育学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５５－６６页)、大塚豊的《中国大学的住校方式的起源与展开－从日中比较观点出发》(《大学论集》２３、９４年、第４９－６９页)等。这次调查虽然毫无“学生运动”的研究,但却出现了“前调查”中几乎没有的女学生或女子高等教育的研究。例如,金美兰的研究《韩国女子高等教育的扩大与文化－对女性来说的学历和“贤妻良母”》(《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３３、９４年、第７９－８９页)等。
    有关学生方面的论文另一个突出的内容是探讨学生的意识和心理问题。而且,在日中、日韩等的大学生的意识•心理的比较研究方面为多。同时,这种研究形式多为日本人和本国人的共同研究。例如,和田实•郑晓齐•郭小兰的《日本和中国的大学生的精神压力与消除方法－问卷项目的制作》(《东京学艺大学纪要(第１部门教育科学)》４４、９３年、第２４７－２６２页)、高木秀明•张日升的《日中大学生的心理不安之比较研究》(《横滨国立大学教育纪要》３３、９３年、第３５－５６页)、谷川昌幸的《大学生的政治意识－日本•尼泊尔的比较调查》(《长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论丛》６３、０３年、第１３－２７页)等。
    关于大学教师研究方面,和“前调查”一样极少,只有上述的汪婉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汝纶的日本视察》、南部广孝《中国大学教师的培养过程－以北京大学博士课程导师的学历为线索－》(《比较教育学研究》２５、９９年、第１３５－１４７页)两篇。
    6、日语与外语教学
    研究在亚洲各国实施的日语教育的实际状况方面,首先论述其历史的,有徐敏民的《关于战前在中国的日语教育的比较考察》(《教育学研究》６０-４、９３年、第１０－２０页)。其次关于现状研究,有佐藤修子的《大连外语学院日语系学生的日语作文中出现的错误》(《北星学院大学文学部北星论集》３０、９３年、第１０７－１２４页)、久保田优子的《关于韩国的日语教育制度的实证研究－与英语、德语、法语相比较》(《九州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学部门》３７、９１年、第９９－１１１页)、刘琳的《中国的大学日语专业的精读教材－以辽宁师范大学的日语专业为中心》(《爱媛国文与教育》３６、０３年、第２９－３６页)等。
    研究各国的外语教育方面,有松川礼子的《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课程》(《岐阜大学教科教育学研究》４、９６、第１０６－１１３页)、皇丽梅•川本信干的《北京体育大学以及日本体育大学的外语教育之考察》(《日本体育大学纪要》２６-１、９６年、第１４３－１４７页)、金荣淑的《韩国大学外语教育的现状与问题点》(《国际文化研究所论丛》５、９５年、第１１－１５页)、三好重仁的《作为亚洲多言语文化共同体的外语英语教育(１)谋求多样化中的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东京电机大学研究报告》１２、９３年、第３３－４２页)、王少锋的《日韩两国大学的汉语教育现状的比较》(岩手县立大学综合政策学会《综合政策》２-１、００年、第８７－９６页)等。
    7、有关个别大学的研究
    研究特定的大学的论文,很多是访问录或介绍的形式。例如,西原大辅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研究学科赴任记》(《比较文学研究》６４、９３年、第２２０－２２４页)、小山田一彦的《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年》(《自由与正义》４６-１１、９５年、第１１９－１２２页)、中村裕的《尼泊尔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成立与机构》(《教育制度学研究》１１、０４年、第１８６－２０１页)等。同时,对于我国战前在上海设置的东亚同文书院,以前也曾有过不少的研究,到了９０年代,出现了几部(篇)更详细的研究成果。例如,今泉润太郎的《东亚同文书院的中文教学〈华语萃编〉》(《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１０３、９５年、第１－２５页)等。
    8、有关教育内容与方法的研究
    和“前调查”相比,明显增加了的是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方面的研究。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和近年来日本大学对教学改善十分关注不无关系。与“前调查”同样, 这个范畴之内也包括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包括历史研究部分在内,师资培养和教师进修方面的论文依然占据多数。
例如,张龙熙的《韩国师范教育批判及其克服的过程－〈教育研修院〉的设置和停办》(《日本的教育史学》３８、９５年、第１９２－２０９页)、尚大鹏的《关于清末中国的体操科教员培养机关的成立过程的一考察》(《亚洲教育史研究》１１、０２年、第４３－５６页)、横须贺薰的《中国的教师进修－以吉林省为实例》(《宫城教育大学纪要(２分册自然科学•教育科学)》２６、９１年、第１２７－１４３页)等就属于这一范畴。另外,胡建华的《中国的大学里的〈教学计划〉的作用与变化－以师范大学的〈学校教育专业〉为中心－》(《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学科》４１-２、９４年、第２７９－２９５页)是探讨培养师资类大学的课程方面的论文。而黄福涛的《大学课程的日中比较》(《IDE 现代的高等教育》４４１、０２年、第５１－５６页)则是从与日本相比较的角度来出发,主要阐述中国的课程的历史变迁问题。
    除师资培养之外,关于个别学科的课程或教学方法问题,有寺田浩文的《从韩国主要大学来看经营学教育和教授科目课程的现状－釜山•高丽•延世大学经营学相关院系的专业教育科目－》(东洋大学经营学部《经营论集》３５、９０年、第５５－９０页)、三潴信邦的《中国的大学的统计教育情况－以西安统计学院和上海财经大学为例》(《统计学》６６、９４年、第５５－５９页)、高桥严的《中国•北京经济学院的会计及其计算机教育》(《南山经营研究》９-２、９９年、第５３１－５３８页)、铃木忍的《亚洲的信息教育的现状－韩国的教育情况》(《亚细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纪要》２０、９３年、第47－67 页)、松原真沙子的《使用因特网教育的一考察－以新加坡的事例为中心－》(《传媒教育开发中心研究报告》５、９８年、第１０９－１２１页)等。由此可见,出现了集中在统计•经营•信息各项领域的研究倾向。同时,世良正浩的《中国的大学与学生军事训练(上)》以及同(下)(《明治学院论丛》６００、９７年、１９－４８页以及６１４、９８年、２９－５３页)是以大学的军事训练为焦点,阐述了从１９２０年到９０年代初期的历程。
    至于其他领域,如关于建筑教育研究的有柳典希的《韩国大学建筑教育的起源与展开》(《建筑历史研究》３、９４年、第１５７－２１２页)。还有,在此次调查中出现了一部(篇)在“前调查”里未曾涉及到的道德教育及思想教育的研究,即登坂学的《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一考察》(《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１分册》４５-１、９９年、第１７７－１８８页)。
    9、有关高考的研究
    关于高考方面,上述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编辑出版的《高考论坛》No.１９(１９９６年刊)中登载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几个国家的入学考试情况报告。除此之外,还有尾中文哉的《泰国的应试战争－以根据采访调查为依据》(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社会科学纪要》４１、９２年、第１０７－１３３页)、小岛丽逸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高等教育机关的升学情况》(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现代亚洲研究所《Asia２１》１１、０２年、５０－５９页)、小川佳万的《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的〈民族平等〉论争》(《比较教育学研究》２３、９７年、８１－９６页)等论文。同时, 作为日中共同研究的成果,由中岛直忠编的《日本•中国两国的高等教育和入学考试二十一世纪的课题和展望》(玉川大学出版部、００年刊) ,收录了日中两国的高考专家的诸篇论文。
   10、有关学术状况的研究
   在“前调查”里,关于大学的研究活动以及研究生院的论文极少,其内容也未跨出见闻录的范围。可是,到了９０年代后,出现了一些内容充实的研究。南部广孝的《现代中国的研究活动的地区间较差－以普通高等教育机关的自然科学系领域为中心》(《比较教育学研究》２２、９６年、第１２７－１３８页)以统计的手法,阐明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研究成果方面的差异。同时,杉本均的《高等教育的科学与哲学;亚洲•伊斯兰社会的视点－其１－》(《京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１、９５年、第６５－７７页)以及《其２》(《京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２、９６年、第１６５－１８３页),重新审视了扎根于西洋合理主义的以实证观点来分析的科学, 举马来西亚的事例,探讨适合伊斯兰社会的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应有的方式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太田和良幸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机关的学术研究体制和今后的发展的研究》(筑波大学•大学研究中心《大学研究》１４、９６年、１－２８页)、小野弓郎的《韩国主要大学的经营学研究的现状－从日韩经营比较的视点出发－》(东洋大学经营学部《经营论集》３４、９０年、第１６３－１７２页)等。
    11、有关近代以前的高等教育的研究
    近代以前的高等教育的研究和“前调查”相比明显锐减,如果勉强分类到这个范畴的话,上述的金时郑的论文应算其内。众所周知,在古代和中世纪, 以中国和印度为首,亚洲存在过较欧美有过之无不及的完善的“高等学校”。“前调查”里,出现了一些当时已经去世了的学者或年纪相当大的学者的研究中国•韩国的相关文献和论文。然而, 其后未出现继承这一领域研究的年轻的学者,因而几乎是后继无人的状态。
    12、有关殖民地和大学的研究
    由于大多数的亚洲国家有受到列强国家的殖民地支配的共通历史背景,因而其殖民地支配和高等教育的关系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前调查”中可知,战后经过了半个世纪,终于徐徐出现了殖民地与高等教育的研究。关于这个课题,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在本文单行本的部分里已经涉及到的宫泽惠理子、山根幸夫、志々田文明等的关于建国大学的研究。此外,在此次调查中查到的关于殖民地和大学的论文如下。
    刘书彦的《台北帝国大学理农学部的台湾高等农业教育》(《日本的教育史学》４４、０１年、第１１４－１３２页)、齐藤利彦的《满洲国建国大学的创设和展开－总体战下的高等教育的革新》(《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３０、９０年、第１１０－１３２页)、郑圭永的《１９２０年在朝鲜开展的日本式近代大学的移植》(《国际教育》８、９２年、第６４－８７页)、竹中宪一的《“满洲”的中文教育－１－》(早稻田大学法学会编《人文论集》３2、９4 年、第79－１25 页)等。还有,使用俄语文献的中岛毅的《哈尔滨法科大学小史(１９２０-１９３７年)(上)•(下)居住在中国的俄国人的知识空间》(《思想》９５２以及９５３、０３年、同第６２－８２页及第１４７－１６６页)、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历史－曾设在中国的俄国高等技术教育机关》(《人文学报》３５７、０５年、第１－５１页)也是值得让人关注的详细的研究。
    13、有关广播大学与远程教育的研究
    亚洲要扩大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就不能单靠通常意义上的传统高等教育,还不可缺少远程教育、广播教育。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台湾、孟加拉国等各国和地区都开设了电视大学、广播大学、公开大学。有的研究就是以这些为对象的。例如,黄梅英的《中国社会的动态和远程高等教育的功能变化》(《教育社会学研究》５７、９５年、第１２５－１４４页)、大隅纪和的《发展中国家的广域远程地区教育体系的事例－印度尼西亚国立开放大学的现状与课题》(《鸣门教育大学学校教育研究中心纪要》６、９２年、第５９－６６页)、矶边武雄的《中国的广播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机关的发展与课题－》(《国士馆大学文学部人文学会纪要》２４、９１年、第55－79 页)、严溢命•高仓翔的《关于韩国广播大学的教育体制的评估模式的发展》(《筑波大学教育学系论集》１９-１、９５年、第４５－４８页)等。还有,在这个领域里的专门机关广播教育开发中心出版发行的刊物,也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亚洲方面的论文。
    14、有关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研究
    在成人教育•终身教育领域内,只有关于中国的研究。例如,南部广孝的《中国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一考察－从开设的专业来分析》(《大学论集》３０、９９年、第３３－４６页)、张玉琴的《中国成人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训练－与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关系》(《东北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年报》４７、９９年、第１７３－１９４页)、牧野笃的《中国的成人高等教育－最新动向与课题》(《日本的社会教育》４２、９８年、第１５８－１７９页)、熊谷慎之辅的《中国的成人高等教育的进展－广播电视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的改革》(《日本生涯教育学会年报》１８、９７年、第１５９－１７１页)等。
    15、有关其他问题的研究
    除了上述各分类项目之外,还有极少数的管理运营、设施•设备、大学图书馆等方面的研究。单行•竹内哲的《人民中国大学图书馆事业发展史概说》(《图书馆界》４３-４、９１年、第１６２－１６９页)、徐玑•土肥博至的《关于韩国的大学校园的空间构成及其变化的研究》(《日本建筑学会计划系论文报告集》４４３、９３年、第９９－１０９页)就属于上述内容。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关于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或教学语言的研究有8 篇。这些都是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和分布在东南亚的华人的高等教育的内容。在项目分类问题上,因为要和“前调查”进行比较,所以为与“前调查”保持项目一致,此项研究在“前调查”中没有,因而列入“其他”项目中。即,小川佳万的《中国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以民族学院和普通大学民族班为中心－》(《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学科》４０-２、９３年、第１６９－１８０页)、竹熊真波的《台湾的“侨生”之接受－以马来西亚华人学生为中心－》(《九州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学部门》２９、９３年、第１２７－１４２页)、杉村美纪的《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改革中的民族与国家－国民教育政策下的华人的母语要求与对中国•台湾关系》(《东洋文化研究》２、００年、第２８９－３１０页)等。

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针对９０年代以来日本的亚洲高等教育研究问题,在与“前调查”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明显发生了变化的内容,通过举出具体的研究事例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说明。现将通过综合考察归纳出如下几点特色。
    第一,与调查对象大体是截止到８０年代末以前阶段的“前调查”相比,进入９０年代以后,研究的数量得到了显著增加。短篇论文暂且不论,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专门论述高等教育的专业著书。当然,以前有关亚洲的历史以及文化的单行本也不胜枚举, 论述所有教育的专著在８０年代以前也出版了不少。可是,如果把它们严格地限定到高等教育研究的范畴内的话,就寥寥无几了。因此可以断言,９０年代日本的亚洲高等教育研究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
    第二,在研究质量的方面也得到了提高。从内容来看, 更加专业的研究成果增加,而总论•概论性的论文、介绍某一个别大学的论文减少。可是,从内容分类可知,关于留学和国际交流的论文约占全体的四分之一, 这种情况和“前调查”相同,仍然占绝大多数。另外,这个范畴内出现了将高等教育放在对外援助的视野中来考察的论文这一新的动向。
    第三,外国人、特别是汉字文化圈里的国家,如中国人、韩国人执笔的研究成果的数量之多引人注目。在此试从姓名来推断是外国人的笔者•著者的论文(包括与日本人合著)的数字来看,就达到１９５部(篇)(其中可以推定是中国人和韩国人的就有１７９部(篇)),其比率高达全体的三分之一,说明亚洲高等教育研究进程中出现了“国际化”倾向。当然,“前调查”也不是完全没有外国人的研究成果,但仅有十几部(篇),可以说９０年代以来的增长非常明显。这表明了在我国的大学学习的留学生和在大学•研究机关从事研究活动的外国人之多。可以不过分地说,现在开展亚洲高等教育研究,已经离不开这些亚洲的学者和研究生们。
    由本国人来研究亚洲、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的情况有很多有利之处,如根据他们自身在日本的体验来研究本国的事情时,容易用相对客观的角度看问题等。在此次调查中也同样出现了很多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那些外国人研究本国的问题的情况下,由于日本人不太熟悉其内容,而容易将其作为有价值的东西去认同的情况。
    总之,期待着今后在日本人不具有的观点和日本人难以查到的资料的基础上,涌现出更多高水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