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几点认识——在表彰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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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几点认识
——在表彰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暨2005年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协作组会议上的发言

蔡克勇

纵观现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转折时期，必然要求高等教育与之进行相适应的发展与改革。这是由教育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即：一定社会的教育必须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条规律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曾总结出一条重要的规律性的认识，即我们中央关于经济的决策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决策，而是经济与政治的决策。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出发，必须从社会角度、特别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同样，我们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也不能仅仅从教育的角度出发，而必须从社会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

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对高等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突出强调：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科学判断。

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当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之后，就进入到一个发展的转折时期，这既是一个发展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可能出现两种前途：有的持续腾飞，有的徘徊不前，只有应对得当，才能加快发展。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时期较好地处理了各方面的关系，实现了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而拉美一些国家在紧要处举措失当，陷入动荡和停滞，掉进了“拉美化陷阱”。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是解决社会缺乏活力和效率的问题,因此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加快发展;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的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区域差距扩大，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别扩大,就业问题严峻，基本养老保障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污染恶化，财政支出中与社会相关项目支出的比例较低，面对当前社会这诸多日益凸现的矛盾，强调公平公正、共同富裕,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就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正是在这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转折的大背景下，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由传统的追求经济高增长率战略转向追求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新战略，着力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出现的五大失衡问题，其实质是要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与科学发展观相联系，中央相继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以及在2020年前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这些都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折时期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都对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诸如：

怎样以人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怎样统筹数量、质量、结构、效益，促进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怎样改革教育教学，大力培养创新人才；

怎样创新高等教育的管理和办学的体制与机制，提高适应性；

怎样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化优势，加强学科与师资队伍建设；怎样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导向，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

怎样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创办特色，打造品牌；

怎样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构建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作用；

怎样根据高等教育的性质，多渠道筹措经费，等等。

这些不一定都是崭新的问题，但是在新的形势下，提出了更高的新的要求；而且还应看到，一些常见的老问题，往往都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也往往都是“常议常新”的问题。

例如，关于创新高等教育管理和办学的体制与机制，提高适应性的问题。这种体制的改革，机制的创新，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但是，十六届五中全会仍然强调指出：努力从根本上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这种体制性的障碍，在高等教育领域依然存在。高等教育要实现适应性发展，还必须进行观念的创新，在教育时间、空间、内容与功能上要实现转变；还必须进行体制创新，通过高等教育多元化，实现高等教育结构弹性的增强；还必须进行机制创新，通过市场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和要素，引进教育经营的观念和竞争机制，发挥中介组织在政府和高校间的作用；还必须进行制度重建，加强制度创新和法制治校，要减少“政策性发展”，提高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水平，建设现代教育制度。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在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大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大学的创新中作用的问题。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大学的创新作用。由于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力是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一个国家有多少国内生产总值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你能培养多少创新人才，你能吸引多少创新人才,下一个发明创造在哪里出来。为此，欧美各国都在投巨资培养创造性人才,下工夫提升竞争力。各国都纷纷建立包括大学在内的国家级创新计划，如英国的“竞争力白皮书”，日本的“新千年大计划架构”，新加坡的“S——One”计划，韩国的“Cyber Korea21计划”，葡萄牙的“集成创新计划”，美国则先后发展起“硅谷”、“128公路”、北卡罗来纳“三角科学园”、“费城大学城中心”、“马里兰科学园”、“明尼苏达技术园”等以大学为中心的科技园，等等。我国的大学该怎么办？这也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二、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支撑

1．智囊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应该看到，在现代社会，各种关系越来越复杂，影响一个事物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多，于是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智囊作用。试列举几例说明之。

案例1、建制单位在美国的外交政策研究中的主导性地位在下降

外国媒体评论：冷战结束后, 美国建制单位在外交政策研究上的主导性正在下降.这是因为研究后冷战是一种新技术,建制的“技术替补”速度往往比民间缓慢,既得利益者又要延续冷战思维保住饭碗,所以现在最能影响美国外交的，是“由下而上”的民间智囊机构。目前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最明显的有四大民间智囊，包括左中右，。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复，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民间智囊争风吃醋的结果。

案例2、姚明背后的商业智囊团

姚明已经成为一名国际球星，他的商业价值也受到同样的重视。姚明在赛场和商场之间自如地转换角色，都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姚之队” 商业智囊团。

“姚之队” 是负责姚明商业、事务的团队，6个人组成，包括: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姚之队”负责人章明基；芝加哥大学教授、姚明的美方经纪人约翰•海逊格,负责决策工作，对姚明的商业事务进行监督；比尔•桑德斯负责市场调查、市场营销；NBA著名经纪人比尔•达菲负责和NBA总部以及各球队联系；姚明中方经纪人陆浩和中国主律师王晓鹏负责与中国篮协及中方有关部门沟通，处理中方事务。每逢重大商业决策时，‘姚之队’先统一内部意见，给予姚明建议和咨询，姚明拥有决定权。

案例3、咨询研究帮助农民维权

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付诸实施时,省一级的政府部门宣称,99%的农民已经获得了土地合同。

中央政府对这一数字感到怀疑，因此要求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对17个省的1700多名农民进行了调查.他们最终发现,只有38%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合同.农村发展研究所建议中央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农民权利.中央政府然后贯彻实行了<农村土地合同法>,这项法律中包括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推荐的一些措施,例如在土地调整方面更加严格的限制,并让妇女也获得土地权利。

    2、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忽视智囊的作用,导致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是触目惊心的。下面的几个案例很有说服力。
    案例1，国家投资近30亿元建设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由于建设规模过度超前，目前旅客量和货邮量只达到设计规模的1/3左右，航站楼和机场生活区大量闲置，运营5年累计亏损达11亿元。

    案例2，川东天然气氯碱国家工程是与三峡工程配套的最大移民开发项目，工程概算近30亿元，于1994年开工，1997年底因资金缺乏停建，1998年工程下马，但已耗资13.2亿,清债还需4.5亿.更让人痛心的是,难以解决离开了土地的3000多三峡移民生计问题.
    案例3，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亿元，试产3个月后，由于项目产量只有11.5万吨，无法形成市场规模,被迫停产，现在每年须还贷7.2亿，设备维修费8400万元。
    案例4，八.五期间全国共引进彩电生产线160多条,生产能力达2000多万台,而市场容量只有1000多万台左右。
    案例5，全国汽车生产线目前的开工率只有58%；棉纺生产线闲置1/3，相当于120--150亿元的投资未发挥作用；全国易拉罐年需求量50亿只支左右，而各地耗费巨额外汇引进的易拉罐生产线年产量高达100亿只。

高等教育方面也有类似的例子。例如，一些地方不经论证盲目建设大学城，一些学校不经论证，刚建设好一个校区，嫌它小了，又另找地方盖新校区。还有一些学校不顾自身条件盲目升格，创办新专业，如此等等。
大学城建设贷款比重高，偿贷存在一定风险。审计署对杭州、南京、珠海、廊坊等城市高教园区即俗称大学城的审计调查结果显示：四个城市高教园区建设计划投资中的银行贷款占近三分之一，截至2003年底，实际取得银行贷款152.76亿元,占已筹集到建设投资的59.42%。南京中医药大学新校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分别已贷款7亿元和6.28亿元,分别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93%和94%。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不堪设想。

    3．中国决策机制在转变
    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同志自己决定的，如发动“文化大革命”、建立三线、恢复中美关系等，可视为个人决策型模式；
    在邓小平时代，除了邓小平发挥核心作用外，党的集体领导成员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视为集体决策型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决策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可视为咨询参与决策型模式。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越来越重视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出，要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他说：
    党和政府要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重大决策要经过科学论证，广泛发扬民主。
    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政府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
    发扬民主是科学决策的途径和基础，要建立健全由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推进决策科学民主化。
    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要组织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的专家进行研究论证，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要听取不同的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意见对作出正确决策的作用最大，因为批评意见可以使我们头脑更清醒，更加重视那些容易忽视的问题，以利于把方案做得更周全，避免决策失误。

    4、高等教育发展要求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所有公共政策的决策制定，都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充分论证后集体作出决定，这要成为政府的一项基本工作制度长期坚持下去，保证新形势下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政府工作报告是具有强制性，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必须遵照执行。
    这就是说，从决策机制转变的大背景，到中央领导人的率先垂范和对各级政府及部门的要求，都为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就高等教育及高等学校内部状况来说，也越来越要求建立民主决策的机制。因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学校的职能多样化，要求处理的内外部关系越来越复杂，靠经验决策、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做决定，往往是会出问题的。
    2005年3月13日的中国教育报曾就如今的教育决策为什么比以前更容易出问题报道说：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民进中央的一份呼唤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大会发言，广受关注。为此，记者采访了民进中央前负责人、参政议政部部长虞音。这位负责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如今的教育决策比以前更容易出问题？
    他认为，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有几方面的现实原因：一是我国目前的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教育机构和受教育的人数急剧增加，但教育部门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却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很难有效服务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二是教育主体多样化带来复杂的利益关系，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一些教育机构陆续对外资开放，办学主体将会进一步多样化。三是民众的教育需求空前高涨，对于具体的受教育者和家庭情况，需求之间又存在很大的差别。四是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不平衡，部分发达地区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广大的农村贫困地区仍然在为 “普九”或者“普六”而努力。五是教育管理面临着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教育的公益性与产业性、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教育的效率与公平、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与质量、学校管理的集权与分权等多重矛盾和对立，教育管理难度极大。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

    5、建立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机制及程序
    要使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不能仅依靠领导者的“开明”，而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及程序。
    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的咨询制度和论证制度
    重大决策要经过系统调研、科学论证，广泛发扬民主。要充分发挥智囊机构和专家学者的作用。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与大学、研究机构建立定期的交流、咨询、协商讨论制度，通过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听取、吸收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在时间、经费许可的条件下，应组织多个独立的调查队伍，并形成多种备选方案。
    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的公众听证制度
    重大教育政策的出台必须听取广大民众的声音，听取他们的利益诉求，特别是政策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意愿与需求，并做出适时适宜的调整。政策付诸实施以后，还要做必要的宣传推广工作，以赢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建立教育预警机制
    以常规立项的方式，组织多领域、多学科的专家持续地开展教育预警研究，及时、准确地预测与把握可能出现的重大教育问题。其中重点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全瞻性的研究。对教育自身发展变化中的新问题，尤其是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出现的重大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对重大教育政策实施中可能遇到和引发的各种问题进行预测。
根据教育部领导的意见，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最近成立了舆情研究室，这是教育主管部门建立预警机制的一项重大举措。
    建立重大政策执行过程和执行效果的评估与改进制度
    建立和完善带有中介组织性质的评估监控机构，在教育行政部门出台重大政策的同时，聘请有关中介组织制定相应的政策监控目标、内容和方法，制定出评估政策效果的指标体系。我国各地教育发展水平及其所处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巨大，要深入弄清各地区在执行重大决策中的的真实状况，存在的困难及其主要矛盾，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策制定或执行过程中的误差。

三、构建政府、高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科研体制

当代世界，一流大学最多的是美国，当之无愧的教育强国也是美国。它的成功，除了国家和社会的加大投入等等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构建了以一流大学为核心的政府、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科学研究的体制。

   1、组织和支持教育研究是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
    美国国家（政府）直接介入教育科学研究是在二次大战之后，经过高等教育大发展的20世纪60 __70年代。
    1963年国会通过的《职业教育法》规定：联邦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要以经费“补助高等教育院校、公私机构、州教育董事会和地方教育机构，进行职业教育研究。”
    1965年国会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中规定，联邦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要以经费补助教育研究工作。
    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揽子教育法修正案，其中一章专门规定设立国家教育研究协会（Nationai lnstitute of Education，我国也有人翻译为国立教育研究所），从事和协调全美教育研究。其具体任务有四项：协助解决和减轻美国教育问题；促进教育实践的艺术化、科学化和专业化；强化教育的科学和技术基础；建立有效的教育研究发展体系。下设技术及专业人员若干，负责具体的研究工作。法案还规定，会长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副会长由总统直接任命。可见其地位之高。
    1979年9月，经过时任总统的吉米.卡特的多方努力,促使国会通过了<<教育部改组法>>,规定建立联邦教育部。至此,美国联邦政府才有了一个地位与各部平行的教育主管机构。<<改组法>>规定,教育部的任务有三项:
    第一项,主管全美的经费补助。
    第二项,鼓励教育研究，并资助将研究成果加以推广。
    第三项，统计全国教育发展信息，报道全国直到各地教育实况，供各州、各地政府部门制定教育政策时参考。
    这第二和第三项任务都是属于教育研究的范畴。由此观之，鼓励、组织和支持教育研究，资助推广教育研究成果，提供教育信息，乃是教育部的重要任务。
    美国教育研究的广泛性和有效性，恐怕是与这项法案规定的教育部的职能有直接关系的。

    2、一流大学是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
    高等学校，特别是一流大学，是美国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当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能够及时地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并实施学校发展和改革的战略规划，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美国的那些一流大学，往往都是某个时期，某个方面改革的带头羊。而这些大学之所以发展成为一流大学，也都毫无例外地是由于成功地进行了改革而铸就的。
例如，哈佛大学的崛起，就是得益于埃利奥特校长对其进行的根本性的课程结构改革。不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改革课程结构，已成为哈佛大学的传统。也正是这样的传统，使哈佛大学始终站在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例如，20世纪40年代康南特校长“自由社会的普通教育”的课程结构改革，20世纪70年代博克校长“核心课程改革”。
    1861年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原为技术教育性质。20世纪20年代末，物理学家康普顿担任院长之后，着手进行科学（专业）结构的改革，新建了理科的学科专业。这一改革，适应了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从而使她在二次大战期间，能够承担研制雷达的任务。随着雷达的研制成功，麻省理工学院也一跃而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此后，又相继进行40年代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改革，80年代“大工程教育”的改革。
    正是这些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并实施符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教育教学改革（而这种改革的突破口，往往又是各具特色的），从而使自己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进入或保持一流大学的水平，而且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二，对国家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解决方案。
    例如，在原苏联卫星上天的冲击下，哈佛大学建立的“零点项目”研究。《零点项目》是由美国著名哲学家戈德曼教授在1967年创立于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立项起因于美国和前苏联的科学技术竞争。1957年11月前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个卫星，震动了全美国，引起全社会的反思。一些教育家提出这样的观点：美国的科学教育是先进的，但艺术教育落后，两国科技人员不同的文化艺术素质导致美国空间技术的落后。经过十年的讨论，决定建立《零点项目》，研究在学校教育中加强艺术教育，开发人脑的形象思维问题。20多年来，投入上亿美元，参与研究的科学家、教育家超过百人，他们先后在100多个公立和私立的学校做实验，有的从幼儿园连续进行20年的追踪对比，出版了几十本专著，发表了上千篇论文，提出了大量的成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三，一些一流大学校长成为著名教育家，并有传世之作。
教育理论来源于教育实践。伟大的教育改革，是产生教育家的肥沃土壤。那些能洞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对教育的需求的校长们，提出并实施对学校发展产生转折性变化的教育教学改革方案，并有足够长的时间的积累，往往便成为教育家，他们的教育著作的影响更为深远，如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的《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克拉克•克尔的《大学的功用》，等等。

3、民间教育研究机构是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
民间教育研究机构是美国教育研究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除高等学校之外，美国还有众多的民间教育研究机构，它们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在教育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并独自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不少成果以它的科学性和现实性，在教育领域，甚至在全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例如，在1985年，由美国促进科学协会组织了几百位专家、学者组成全美科学教育理事会和五个学科专家小组，研究美国21世纪基础教育的改革和革新计划。经过3年多的研究，提出了一份名为《美国2061计划》，成为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指导意见。又如，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进行的大学本科教育研究，学术水平的标准及其评价的研究，等等，其成果也在美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我国建构“三位一体”体制的几个问题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持续高速发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也从零开始，迅速发展，时至今日，无论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机构，还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刊物以及发表的文章，其数量都是名列世界前茅的。根据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最近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高等教育研究机构271家（除西藏外），其中专职人员1305人，公开和内部出版的高等教育研究的期刊和报纸262份，有关高等教育的硕士点83个，博士点17个。这个统计数字，是没有水分的，只有少，不会多。
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少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例如，为了克服我国原有高等学校学科设置过于单一，学校规模过小等弊端，在20世纪90年代大力推进的高等学校的合并或合作办学的研究与改革，是反映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趋势的。许多国家，如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匈牙利等都相继开展了类似的改革。这次表彰的71个先进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宏观或微观的不同的方面，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起步较晚，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不少的差距。对政府、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研究体制，虽然已有雏形，但不足之处仍须我们下大力气去改进。
    就政府方面来说，对统筹、引导和推动全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仍缺乏必要的机构与措施。
    就高等学校方面来说，发展仍很不平衡，那些肩负创办一流大学重任的学校，不少对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还未提高到应有的高度，给予重视与开展。
    就社会方面来说，民间的独立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

    我国构建“三位一体”的研究体制，需要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其一、管理人员与研究人员的关系
    一种研究体制的优势，其表现之一在于是否能及时把成果转化为决策。于是，如何有效地促进研究人员与管理人员的沟通、互动、互信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是要做到这些，是十分不容易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为什么这样难？对此，中国学者都曾作过分析，诸如：
    研究人员所关注的问题常常与管理人员少有直接关系；
    学术的研究少有能够直接服务于专业实践；
    决策人员、实际工作者没有时间去阅读学术专著和期刊；
    学者们在发表研究结果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概念往往为管理人员所难以理解；
    不同的学者对某个问题的研究，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也会引起管理人员产生不信任感，感觉你们自己都不能取得共识，我们管理人员又能以什么依据决定什么学术理论或观点作为实践的基础？
    研究人员与实际工作者所受到的教育培训以及他们的经验都是各不相同的，他们观察世界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学者们看重冷静的思索，不太关注时间的限制；相反，实际工作者生活在一个纷乱的活动时间中，对他们来讲，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所负责工作的决策往往是有时限的；
    实际工作者非常重视个人的承诺、观察与交谈这类“软”资料，而学者们认为这类资料只是泛泛的或零碎的，但它们却是管理人员做出判断的关键因素；
    由于重视结构性观察和客观分析，学者所了解的往往是管理者所不了解的。同理，通过广泛经验所形成的普遍感觉，以及他们对学者所轻视的许多因素的敏感，管理者所知的往往是学者所不知的。
    因此，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从观察问题的角度到处理问题的方法都要相互靠拢。

    其二、为现实服务与学科建设的关系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和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进行，越来越多的科研力量较强的高等学校，被授权设置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这是一种好现象，是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表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即大家忙于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就有可能出现忽视对学校发展、对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关注，忽视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忽视了为现实服务。于是怎样处理学科建设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就成为我们必须十分注意解决的问题。
    正确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的方法是：在回应和解决问题中促进学科建设。
    杨学功在《学术研究》2004年第9期撰文说，要搞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不是在本学科既有的知识结构中自动循环就可以实现的。事实上，学科建设离不开问题研究，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学科建设的真正基础。发现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解决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归宿，而研究就贯穿于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之中。当这个过程所达到的结果能够构成新的知识增量，从而能够有效地纳入到学科建构之中时，学科建设才能切实推进。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为学科而学科”抓学科建设，而要在回应和解决问题中促进学科建设。学科分割过细既不利于问题研究，也不利于学科建设。只有通过纵横立体化的综合，才能使学术研究与现实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达到相互促进、相互结合。

    其三、大学校长的任期与作为的关系
    大学校长特别是一流大学的校长，他们的改革实践与研究成果在“三位一体”的体制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它既是推动力量又是粘合剂。但是，校长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与他们的任期紧密相关的。根据国内外的经验，那些有作为的校长，其任期都是比较长的。例如，把哈佛大学发展成为一流大学的埃利奥特任校长达40年之久。领导“自由社会的普通教育”的课程结构改革的康南特校长，领导“核心课程”改革的博克校长，任期都是20年。核心课程的改革方案，从研讨到定案就经历了8年，相当于我国两届校长的任期。改变麻省理工学院命运的康普顿院长，任期也将近20年。促进华中工学院跨越式发展的朱九思，担任主要领导达30年。任职4年的校长，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这是由现代大学的性质所决定的。
    应该指出的是，人们共认的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是它在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中所起的领头作用。
    为了更好的发挥高等学校、特别是一流大学在“三位一体”体制中的核心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同志，近年来积极推动那些著名大学建立高等教育分会，这是很有远见的战略措施。当然，要发挥各大学的高等教育分会的作用，仍然需要各学校的专职教育研究机构与人员在其中发挥作用。校长的作用，其实质就是学校的作用，就是各学校的专职教育研究机构与人员的作用。

    其四、研究人员要充分发挥智囊作用
    在“三位一体”中的不论那“一体”，要充分发挥作用，都离不开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努力。政府机构如此，社会团体也是如此，就是有作为的校长的“作为”，也需要研究人员发挥智囊作用。哈佛大学的40年代、70年代和当前在进行的改革，麻省理工学院40年代、80年代的改革，华中工学院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的改革，概莫如此。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人员要很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除了自身的学识水平外，更要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况。关于这一点，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有过很精辟的论述。
陶行知先生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说：什么是第一流的教育家？第一流的教育家必须 “敢探未发明的真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教育家必须居此二者之一。
    所谓“敢探未发明的真理”，用陶先生的话说，就是：“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地发现出来。
    所谓“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用陶先生的话说，就是：“放大胆量、单身匹马，大刀阔斧，做一个边疆教育的先锋，把那边疆的门户，一扇一扇的都给大开。”
    对我们科学研究人员来讲，树立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敢探未发明的真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 的精神与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如若我们的研究人员有这种的精神状态，那么，我们的高等教育科研事业必能迈入一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