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高等教育的价值及其实现

2015-02-05

  三

  事实上,在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为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价值倾向的同时,高等教育的确仍然保持着与其他社会组织迥然不同的另外一面。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校长的克拉克·科尔作过一个统计,发现从1520年以前全世界建立的组织中,到20世纪中期仍然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做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其中70个是教育机构,而诸多追逐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曾经显赫的机构则大多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相较于各种营利及非营利机构等其他社会组织,大学能够以独立的形态自立于世,虽历经变迁而仍然矗立,所仰仗和依赖的是高等教育价值的基本内涵--大学理性,"正是大学理性以其内在的执著与坚韧构成了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方式"。大学理性是大学得以产生、存在与发展的根基所在,两者是一种不可分割的伴生关系。即便是在大学貌似已经深刻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当下,如果有人试图对此予以否认,那无疑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将瞬间成为众矢之的而招致"秒杀"。

  那么,何为大学理性?大学理性为大学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赋予大学一种卓尔不群的超然意蕴,也让大学变得神秘。为尽可能清楚地理解这一概念,有必要作一简单梳理。大学理性脱胎于理性,理性起源于古代西方的"逻各斯(logos)"和"努斯(nous)",逻各斯指理性的逻辑规范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努斯则指理性的自由超越性,是人寻求以自身为目的的有意义的生活。可见,古代西方哲学的理性,指的是客观规律性与自由超越性的统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天性、习惯和理性是能够使人善良而有德行的三样东西,但它们并不能自然地和谐统一,因而,需要通过立法和教育使天性和习惯接受理性的领导;并提出了"白板说",主张人的灵魂如同白板,经过教育之后形成对各种感觉的综合。西方古老的理性概念以原初形态奠定了后世理性主义的传统,也蕴含了大学理性的萌芽。古希腊之后,在欧洲的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成为中世纪大学的重要学习与研究内容。经院哲学肯定自然理性的作用,但又在其之上提出了"超理性"的概念,即认为很多知识只能通过"神启"才能获得。此后,西方爆发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两次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社会主流思想从神性转移到人性,最终又回归理性;而理性本身,又经历了天赋理性与经验理性的争辩。理性主义启蒙哲学的巨匠康德,"给德意志的精神加上了能够想象到的最严格的理性的约束"。康德的纯粹理性崇尚人的自由,但必须以道德律令为约束;康德的实践理性以寻求终极的本原和意义为旨趣。康德认为,大学与其他组织有真理与权力的不同,在"学者共和国"中,人们服从的是真理与证据,教学与科研只接受理性立法的约束。康德的自由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关国家和大学的基本观点,通过威廉·洪堡等人的传播,深刻影响了19世纪以后的德国大学以及世界其他大学的发展。洪堡将康德的思想发扬光大并切实运用到实践,他提出,大学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对纯科学的提倡与追求,一个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他创建了著名的柏林大学,并确立了学术自由及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重要原则。黑格尔提出了思辨理性,他所主张的达到善的目的,已经超越了内在的东西,是只有通过扬弃外在世界的规定才能实现的意志,是对外部世界的现实性的要求。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使西方对理性的探寻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过程;而洪堡则把理性的大旗高高地插入到大学的城堡之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别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无不对当时的大学理性产生深刻影响,从而使大学理性呈现出明显的历史性特征。

  我国古代所称的理性指的是社会伦理规范,与西方所说的自然规则、绝对知识有着本质区别。因此,我国学者在探究大学理性的问题上少有沿袭中国古代对于理性的习惯理解,而是接受和认同西方学者关于大学理性概念的使用及其内在规定性。蔡元培是我国秉持大学理性推动高等教育改革较为成功的典范,他提出了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核心的高等教育理论,开展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实践,从而造就了其在北大乃至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辉煌。受我国近代以来社会动荡、民族危难和救亡图存的历史发展影响,我国学者对于高等教育价值及其实现形式的追求,逐渐表现出了与西方学者不同的特征:一方面受西方影响高举理性大旗,为大学寻求绝对真理、终极意义鼓与呼;另一方面又继承我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试图在哲学层面和实践领域之间寻求对接。他们往往根据论证命题的需要,对理性作进一步细化的区分,比如工具理性、政治理性、经济理性、实践理性、认知理性,观念理性、学术理性、制度理性、文化理性、管理理性,组织理性、价值理性、生命理性、行动理性等等。这些理解总体上没有脱离对理性概念做出形而上的哲学解读,同时表现出适应形而下的实践操作与运用需要的趋向。

  拨开层云密布的面纱,剥去盘根错节的纠缠,可以看到大学理性最为本质的内核,即"追求真理"。无论是对于大学本身运行规律的探寻,还是对于人类生命与生活意义的满足,抑或是科技创新、推动文明发展以及对于外部世界现实需求的关照,都必须以追求真理为前提和基础;无论研究者是唯心地将"真理"理解为先验的绝对观念,还是唯物地将"真理"理解为客观的自在之物,在"追求真理"的底线上,大家都能够达成一致。弘扬理性,追求真理,这才是大学得以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特征。现代意义的大学从欧洲中世纪诞生以后,更加明确地坚守着大学理性的信念。尤其是威廉·洪堡确立了大学的两大重要原则,进一步强化了大学对于保持独立、追求真理的秉性的坚持,因为在高等教育古老而传统的语境之下,从事教学和科研本身就是一个研究、批判、传承和扬弃高深知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坚持和弘扬大学理性的过程。

  可见,恰是大学理性规定了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及其特征。既然如此,关于弘扬理性是高等教育价值主要实现方式的观点是否能够获得一致赞同?实则不然。从西方中世纪开始,对于大学理性的执着坚守,逐渐使大学演变成为能够与教会和世俗王权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公众生活的重要力量,但也滋养着大学慢慢培养起了一种超然世外的"贵族"气息。"象牙塔"的称号由此产生。随着两次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勃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占据着重要社会资源的独立组织,那些固守传统的大学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指责。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即提出,"普通教育应彻底抛弃它高高在上、脱离社会需求、脱离学生未来工作生活实际的传统,彻底摆脱它迂腐、无用的形象,更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指责同样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公众,人们批评大学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对于社会的发展置身事外。这种指责一直延续至今。

  四

  综上所述,一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凸显出来。作为一项重要功能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实现形式,服务社会已成为高等教育本身和社会公众的"共享观念"而被普遍接纳,高等教育由此与外部社会环境形成交融共生的密切关系,以至克拉克称大学为社会的"轴心机构"。然而,对此的批评者有之。作为高等教育赖以生存、发展并持续绵延的根本依据,大学理性这一高等教育的价值源泉,自古至今即为高校所执着坚持、固守和弘扬,从而使得大学成为各种社会组织当中具有独特秉性的重要力量。直到今天,以秉持古老学术传统为标志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柏林大学仍然饮誉全球,大学理性也仍然是高等学府所执着的价值追求和崇高理想。然而,对此的批评者亦有之。一个有趣的逻辑循环现象是,两种批评的声音有时竟然互为依据:批评高等教育不能独立于社会现实的声音,往往指责其背离了大学的固有追求;而批评高等教育过于迂腐亟需改革的声音,又往往指责其脱离社会的现实需要。高等教育该向何处去?究竟应该由谁来主导大学的前进方向?一面是对大学理性的坚守,一面是对服务社会的冲动,两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应该怎样正确认识这种关系?让我们来做两个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