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而立"之年的反思

2015-02-05

  我国是高等教育大国,造就了高等教育刊物的大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相对较少,只有《高等教育研究》(1980年)、《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83年)、《江苏高教》(1985年)、《高教探索》(1985年)等高等教育类专业期刊,《中国高教研究》是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最主要的阵地之一。20世纪末以来,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刊物不断增加,一些教育类刊物、综合类刊物也开始关注高等教育问题,使得《中国高教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出现明显的变化。如以"高等教育"为关键词进行题名检索,1986年,《高等教育学报》(《中国高教研究》)的相关文章有13篇,占该年度此类文章总量的比例为5%(13/226);1993年,改为《中国高教研究》后的第二年,其所占比例为7%(38/510);但是,到2000年,这一比例降至2.5%(40/1626)。在众多的"分羹"面前,《中国高教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抉择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决定其未来的生存空间。

  对于一份学术刊物而言,最重要的是其学术水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当中,教育学科共收录期刊33种,《中国高教研究》为核心期刊,排名第6,在专门的高教类刊物当中仅次于《高等教育研究》(权威期刊,排名第3)[1]。从排名来说,《中国高教研究》的水平已经很高。从历年设置的栏目来看,《中国高教研究》的学术性也在提升,比如曾经出现的刊登经验总结式文章的栏目逐渐消失了。但客观地说,《中国高教研究》的实际排名与大家内心对它的排名还有一定的差距。期刊以文而重,一份刊物要想获得水平的提升和维持,获得广大读者和作者群体的认可,吸引高水平的作者发表他们高水平的论文是必须的。

  今天在我国,刊物名称中曾经出现"高等教育"的期刊共22份,现在依然有"高等教育"的期刊有13个,CSSCI刊物2个(没有包括《中国高等教育》),冠以"中国"二字的高等教育期刊有两份,分别是《中国高教研究》和《中国高等教育》,前者是一份会刊,后者是"黄袍加身",有强大教育主管部门支撑。但是在现实中,"研究"二字也许更具有优势,更容易获得人们的青睐。如何在"研究"二字上做文章,恐怕是与另一个"中国高等教育"竞争的关键。因为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和期刊市场上,是否冠以"中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研究"和"研究中国"。当然,这不是说将国际比较教育研究和外国教育研究排除在外,而是"为我所用"。

  在我国,许多刊物的厚度在不断增加,然而,读者阅读时的感觉,却是越来越薄了。在过去30年,我一直坚持订阅的刊物是《读书》,过去是每期必看,现在做不到了。即便如此,还是在订阅,有时出差不小心落在了飞机上,只好叫学生到书店再买一本,以保持完整。即使没有时间阅读,也不想缺了一本。从阅读到变成收藏,尽管刊物的价值降低了,但也反映了一本刊物在读者心中的位置。到现在为止,在我国教育类刊物中,还没有一本这样的刊物,在世界上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教育类刊物。但我希望能有这样一本,至少从事教育研究的人,能够有一本这样的刊物。

  在中国,要办好一份学术刊物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还要有勇气。有智慧而没有勇气,就算想办好也不敢实行;有勇气而没有智慧,即使敢办好也是徒劳。一份杂志如何把握政治与学术二者之间的距离,便决定了这个刊物的生存地位。熟悉《中国高教研究》这份杂志的读者都知道,它的办刊理念中有两个特点从未变过:一是在整体上保持了创刊时的基本框架和特色;二是在关注重点和办刊方式上结合时代特征持续变革。这种既保守又开放的特点保证了这份杂志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在办刊最初的十几年中,作者大多数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高教界知名学者,所刊发的重点是宣传国家教育政策、教育会议以及高等教育学会的文章。可是除了这部分以外,也有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知名学者在上面刊发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以理论性文章为主,集中在思考当时社会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发展方向方面,实证性的文章只占很少篇幅,很多时候连1/3都不到。就拿1993年第1期来说,它总共有23篇文章,其中结合实际情况来分析微观问题的实证性文章仅占8篇,其余的文章要么是领导报告,要么是政策宣传,可称得上学术性文章的也只约占1/3左右。随着刊物的不断发展,加上学术界学术规范和关注取向的变化,到了21世纪之后,这份杂志的风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作者群体方面,国家行政部门领导的文字在其中所占的篇幅明显减少,而普通学者的文章显著增多;其次在文章风格方面,它不再是单纯的文字性表述,而是开始出现各种数据、表格、图形等科学化的写作方式,并且其关注的问题更加与实际接近,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文章正朝一种实证性的方向发展。例如在2010年第1期,在31篇文章中,实证性的文章就占了21篇,已经达到2/3,这种变化也反映了学术界整体研究范式的发展趋势。

  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不论他从事的是什么专业,在他的心目中,对本专业的学术刊物都有一本账,对其水平优劣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都有自己对某种刊物的偏好,都愿意把自己最好的文章投给自己最喜欢的刊物。由于特殊的评价体系,国内的杂志被人为的划分三六九等,具有典型的科层化色彩。在我国,一份权威杂志的形成,既有学术底蕴的功劳,也有最初的办刊背景,尤其是支撑杂志的即办刊单位的身份。看看今天我国的权威杂志,几乎无一例外都有所谓国家级的研究单位支撑。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办刊单位的行政级别和权威性几乎就决定了杂志的权威性,它是一个杂志的保护伞。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层保护伞的作用在降低,杂志的权威性最终将取决于学术水平,非权威单位的杂志会向权威单位的杂志提出挑战。从质量来说,《中国高教研究》目前是国内最好的教育类杂志之一。在国内所有的教育研究机构当中,几乎都把《中国高教研究》划分在"权威期刊"的范畴。但是,能否长期维持自己的权威性,在50年乃至100年后,依然是"权威杂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命题。

  今天,期刊的功能在异化,市场因素正在赋予杂志某些外在的功能。由于制度的因素和生存的需要,今日的杂志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工具,越是权威的杂志起工具的作用越是明显。例如,在权威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作者还可以从单位获得几百元至几千元乃至万元不等的奖励。权威杂志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平台"。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与杂志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一种"制度环境"的产物,但它可能会催生出某种东西,某种一眼即明、与学术格格不入的东西。作者和社会把刊物当成工具是一回事,这是一种无奈,也可能是一个过渡阶段,但编辑部如果把刊物当成一种工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今日之盛和权威就可能是明日之衰。

  一本好的杂志应该是跨越国界的,其权威性应该是国际水准上的。从国际的视角看《中国高教研究》,似乎还有不尽人意之处。1994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作访问学者,在与香港同仁的交流中,内地的教育出版物,他们只知道《教育研究》,且对内地的教育刊物都有微词。当时在香港的7所大学中,对内地的教育类杂志都没有列入认可范畴,今天是否变了不得而知,这其中也许有某种政治的因素。在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只有一位刚刚任教的年轻教师在《教育研究》上发文章,后来虽见到几篇,也不是很多。2002年,我入选美国富布莱特学者,出国之前,《教育研究》高宝立主编打电话给我,让我借此机会向国外著名学者约稿,以提升《教育研究》的国际化品位。我在美的研究单位是加州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马丁·特罗教授在此工作。为了完成高主编交给的任务,我向特罗教授提出了约稿的要求,并向他介绍了《教育研究》在中国的地位,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要求,只是说没有现成的稿子,刚刚完成的一篇文章,准备在英国的一份杂志上发表。在美一年,并没有完成高主编交给的任务,空手而归。实际上,在中国今天的教育类杂志上,还是能够见到几篇外国学者写的论文,但据我所知,极少是第一次发表,大多数是重复发表。今天,教育国际化的大门已经打开,国内的许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已经把目光投在了国际的学术杂志上,一个新的群体也有可能淡出国内杂志的视野。《中国高教研究》作为中国开展教育研究的"权威杂志",能否在国际化的视野中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诚如人有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一个刊物也有其特定的生命周期。但对于期刊来说,寿命的长短似乎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风格、定位、品位以及留下的历史痕迹。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有的教育杂志刚一发行,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即使是短命的,也给世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关于这个话题,我曾经讨教过潘懋元老师,他告诉我,旧中国比较好的教育类杂志,有中华书局办的《中华教育界》、旧教育部办的《教育通信》、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潘老师随口道来50余年前的杂志,就是历史痕迹的作用。可惜的是,解放后这些教育杂志就断代了。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我国的教育类杂志,似乎都缺乏一种历史感,有一种时空上的断裂。在目前发行的教育类杂志中,最长的历史也就不过50余年,《中国高教研究》已经有30年的历史,其历史排名应该是很靠前的。据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份统计,全国的教育类杂志在最多的时候有400余份,今天虽没有那么多了,但还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在各种杂志有些"泛滥"的情况下,一本杂志的定位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一份好的杂志,对读者群要有定位,对研究的基本领域要有定位,对办刊风格要有定位。从办刊风格和读者群定位来说,我认为国内最好的杂志是《读书》,给读者一种典雅、高贵、深刻的印象。从风格来说,《中国高教研究》肯定不同于《读书》,但对学术的追求和捍卫学术权威的宗旨是一致的。《中国高教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术权威性,已经具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但是,维持长期的权威性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奋斗的过程。

  一本杂志具有多种功能,关键是对功能的选择。先从最简单的功能说起,它可以提供最新和最广泛的学科进展。以国外的教育类杂志为例,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有新书介绍,是一个固定的栏目,这些新书介绍都写得很有特点。过去出国,为了尽快找到一本好书,判断一本书的价值,以便复印带回来,我是经常看这些新书介绍的。再如一本杂志对研究方法具有一种无形的导向作用。国内的教育研究论文,从总体上说,研究方法多偏思辩,纯思辩的文章比较多。对比国内外的教育研究成果,我始终不认为国外的研究水平有多高,思想有多么深刻,但承认国内研究方法的落后。我觉得《中国高教研究》在上述方面是可以多做一些工作的,开辟一个书评或新书介绍栏目,多刊发一些实证性的研究文章。高等教育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领域,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既为研究高等教育提供了更大空间,也为《中国高教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中国高教研究》的多种功能,是每一个研究高等教育和关注《中国高教研究》的人希冀看到的。

  作为一篇纪念文章,应该以说好话为主,似乎也不应该写这么长。原本也只想写二三千字。之所以写这么多,一是一种巧合,在动手写这篇纪念文章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进入教育研究领域恰好也是30年(1985年8月),似乎也到了纪念"而立"的日子。在写的过程中,使我想起了许多早就想说但一直没有机会说的话,有一种不说不足以为快的感觉。二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关注着《中国高教研究》,对《中国高教研究》已经有了深深的情感。三是包含着一种期待,既是对《中国高教研究》的期待,也是对研究高等教育的期待。回首贵刊,再回首自己,乃至于我国的高等教育,似乎都免不了过往的高开低走与蕴育升华的周期轮回。我认为"人"也好,"事"也罢,在"而立"的年代,真正需要思考的是:真的"而立"了吗?我们离"而立"还有多远?怎样才能"而立"?而不是陶醉在"而立之年龄"。我认为,对人的反思,远比对刊物的反思重要,对自己的反思,远比对他人的反思重要。我们勾画的不仅仅是刊物的生命周期和竞争力,也不完全是高等教育的竞争力,而是人的竞争力。人如果"不立",刊物以何"而立",其所研究的对象以何"而立"?实践的主体如果"不立",人如何"而立"?刊物又遑论"而立"?岂不是无源之水!这既是对《中国高教研究》创刊30年的反思,也是对自己进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30年的反思,更是对所有"人"和自己的期待。

  (邬大光,厦门大学副校长、教授,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福建厦门430074)

  (感谢我的5位博士生李小娃、张晓报、袁礼、祁晓、齐艳杰对文中数据统计的贡献。鉴于个别年份期刊缺失,统计数据不够准确,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EB/OL].[2014-12-14]http://www.cssn.cn/xspj/201411/t20141125_1415277.shtml..